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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汉武文治武功——一统华夏、开疆拓土，彪炳千古。遗憾的是当大汉王朝的落日西沉后中华民族随即陷入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五胡乱华和两脚羊的人间惨剧。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终结了持续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大动荡。

　　如果说秦汉时期是中华大一统帝国的起源诞生，那么隋唐时期就是中华大一统帝国的重建——在经历持续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大动荡后江山重归一统。巧的是开启中华大一统帝国重建历史的隋朝和缔造中华大一统帝国的秦朝一样二世而亡，然而就是这个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为后世留下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留下了大运河，这些遗产对之后的李唐王朝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李唐开国之初就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太宗李世民杀死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让位于自己。然而就在他即位刚十二天的时候东突厥十万大军由颉利可汗亲率一直进击到大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城下饮马渭水。这时的李世民选择了忍辱负重——拿出国库所有积蓄贿赂颉利可汗，与此同时自己亲赴突厥大营求和，然而即使在此时他也依然坚持绝不放弃长安城。尽管是前来求和，但当他单枪匹马步入突厥营帐和颉利面对面谈判时颉利被震慑住了，不久突厥退兵，但这件事被李世民和他的臣民视为国耻牢牢铭记。

　　仅仅只过去了三年李唐王朝就联合反对颉利可汗的各部族向其发起全面的战略报复：唐军深入突厥腹地俘虏颉利可汗灭东突厥。自此大量突厥人开始自动内附，突厥血统从此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脉之中。盛唐时期五品以上的突厥籍武官多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五品以上武官的一半。公元630年东北和西域各部族纷纷要求内属大唐王朝，各族首领齐聚长安，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也是在这一年孤悬海外的倭国向大唐帝国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前他们已派出三次遣隋使。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此前日本已先后派出过三次遣隋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此前日本已先后派出过三次遣隋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使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属于这个阶段：

　　第一次：大使：犬上三田耜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时间：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第二次：大使：吉士长丹、高田根麻吕 来华时间：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 回日时间：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第三次：押使：高向玄理 大使：阿边麻吕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 回日时间：655年8月（齐明女皇元年八月）

　　第四次：大使：坂合部石布 副使：津守吉祥 来华时间：659年7月（齐明女皇五年七月） 回日时间：661年5月（齐明女皇七年五月）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团的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长安。

　　第二时期是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第五次：大使：守大石 副使：坂合部石积 来华时间：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 回日时间：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第六次：大使：河内鲸 来华时间：669年（天智天皇八年） 回日时间：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贺平高丽’。

　　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日本失败，撤回军队，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悰、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为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

　　这两次遣唐使除了显示实力外最主要是震慑，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局并不稳定，从661年7月齐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号中大兄皇子即位，这几年中日本‘群龙无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称制’的方式处理朝政。日本吃了败仗后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而唐朝为了震慑日本，才继派出使者郭务悰、刘德高来日。有些希望这次‘遣唐使船’走这条路线。

　　第三时期从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执节使：粟田真人 大使：坂合部大分 副使：巨势邑治 来华时间：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六月） 回日时间：704年7月（文武天皇庆云元年七月）

　　第八次：押使：多治比县守 大使：大伴山守 副使：藤原马养 来华时间：717年3月（元正女皇养老元年三月） 回日时间：718年10月（元正女皇养老二年十月）

　　第九次：大使：多治比广成 副使：中臣名代 来华时间：733年4月（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 回日时间：734年11月（圣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第十次：大使：藤原清河 副使：大伴古麻吕 副使：吉备真备 来华时间：752年（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四年润三月） 回日时间：753年12月（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这两期的特点是规模大，航线也和上期不同。

　　第四时期从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一次：大使：佐伯今毛人 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 来华时间：777年6月（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六月） 回日时间：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十月、十一月）

　　第十二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吕 副使：石川道益 来华时间：804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 回日时间：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六月）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来华时间：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 回日时间：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时唐朝正是安史之乱之后，内有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外有回纥、吐蕃等的入侵，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颓，而日本则是凡可汲取和借鉴的已大体输入完毕，贵族们也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经费，日本政府也深感财政日益无力支付，故于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决定。

　　遣唐使之所以被废止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以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而言要跨越中日之间的东海海域其实是需要历经千辛万苦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冒着性命之危的，遣唐使团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就是为了学习大唐的先进文明，然而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现象——一方面日本觉得大唐文明已然式微；另一方面各地的割据藩镇阻断交通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使团赴唐的难度；另外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日本已基本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遣唐使的废止意味着中日官方外交关系至此暂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唐朝的商人、僧侣赴日者不断增加，日本人来华也日益普遍。甚至在唐朝灭亡后日本依然和割据江南的吴越国保持着较为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北宋开国结束五代十国乱世后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礼遇。《宋史》云：“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于太平兴国寺，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战争冲突——白江口之战，在这场中日千年首战中唐军几乎全歼了四倍于己的日军。白江口之战后遣唐使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甚至更胜战前：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遣唐使规模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这一数据大约是战前的两三倍。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在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结婚生子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一直热衷传播大唐文化。公元717年（开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日后成为李白好友的晁衡（当时还叫日语名字阿倍仲麻吕）就在这批遣唐使中。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在经历五次东渡失败的经历后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此时鉴真大师已然双目失明，可还是经过不懈努力开创了日本佛教的南山律宗。第九批遣唐使归国后的718年（日本养老二年）大和朝廷进一步完善旧律令，形成《养老律令》。如果非要说历史上曾存在过中日友好的时期，恐怕就该算是这一时期了——这一时期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国力鼎盛，日本放下一切架子虚心学习——这倒是应了那句老话“中国强，日本为臣妾；中国弱，日本为寇盗”。公元894年日本单方面结束派遣遣唐使，至此这段中日历史上真正的友好时期结束，之后这个民族开始逐渐走向狂热好战的道路。

　　公元894年是中日关系史乃至整个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转折之年——这年八月日本朝廷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准备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这支使团尚未出发就半途而废，紧接着日本朝廷更是宣布从此终止近三百年来一直延续的向中华隋唐帝国派遣朝贡使节的既定国策。要说清日本停止遣唐使的原因就得先了解日本当初派遣使节的原因。

　　纵观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遣使来华无非两个目的：其一中华帝国的强大令日本感觉到威胁时日本就会主动遣使来华；其二借中华帝国之威名压服周边的新罗、百济等国以及日本国内不服朝廷管束的部族。日本最早通使中国是在汉光武帝时期——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和邻国狗奴国爆发冲突，于是想借汉帝国的名号压狗奴国一头。倭国对汉帝国的朝贡因黄巾起义而中断，曹魏建国后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才再次遣使朝贡并接受魏明帝册封的“亲魏倭王”称号。

　　在经过三国和五胡乱华的混乱时代后日本不再前来朝贡，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原大地皇帝轮流做、城头变幻大王旗，没哪个政权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日本就算想抱中原王朝的大腿以压服邻国和部族也不知道该抱谁。直到5世纪初北魏和南朝宋分别统一了北中国和南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局部统一，于是相继有五代倭王先后遣使朝贡，而日本使团无一例外朝贡的是南朝。

　　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又用兵朝鲜半岛，这令日本感觉有必要和这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圣德太子领导下的日本朝廷却向当时的隋炀帝杨广递交了一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很明显圣德太子将日本置于和大隋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朝廷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大王改称天皇（事实上在此之前的日本历代天皇都是后世追封），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按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只有中国天子才可以自称皇帝，周边藩属国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由大王改称天皇标志着日本实际自此时起就以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外了。

　　大唐帝国取代隋王朝后日本持续派出遣唐使，不断学习先进的大唐文明。尤其是在白江口之战被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兵力的唐军所败后日本连续派出第五次和第六次遣唐使，其实这两次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就两点：其一因为白江口战败而向大唐请降；其二打探唐朝的动静虚实以证实唐朝是否会乘胜进攻日本本土。当日本知道唐朝并无远征日本之意后就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改革，恰恰因为白江口之败反而令日本更加谦虚地学习大唐文明。与此同时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国也希望打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所以要求日本必须每15~20年左右遣使来唐一次。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乱持续了8年，本来在此期间日本应该按和大唐的约定派出一次遣唐使，可日本的小算盘是：日后中原大地究竟姓李或是姓安都是未知数，自己这时遣使万一拜错了庙门......于是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开始了新动作：早在713年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立渤海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大唐其他羁縻州府一样是册封当地部族首领而实现羁縻统治的，实际上渤海都督府同时又是接受大唐册封的渤海郡国，这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国中之国。渤海郡国从727年起曾多次遣使日本，日本一开始的应对比较冷淡，安史之乱后日本开始积极和渤海展开互动外交：759年日本甚至计划与渤海南北夹击新罗。不过日本在国书中以上国自居，称渤海为孤悬海外的弹丸小国——日本天皇应该是把地图拿倒了：究竟谁孤悬海外呀？

　　862年日本真如亲王随唐朝商人张支信的商船来唐并到达长安。按大约20年左右朝贡大唐一次的惯例而言：此时的日本也到了该遣使入贡之时了，唐朝方面就真如亲王一行当成是日本朝廷官方委派的朝贡使节。然而这次日本玩了一个小花招：这次日本并未以官方名义派出正式使团，而是由真如亲王带着自己的随从乘坐唐朝来日贸易的商船前往大唐，可真如亲王毕竟是日本皇族，因此也可以将真如亲王之行视为朝贡。日本方面之所以安排这样一次暧昧不清的派遣可谓一石二鸟：对唐朝方面将其解释为朝贡以搪塞唐朝；留下转圜的余地——在适当的时机拒不承认这是一次朝贡行为，以满足日本日益膨胀的民族自信。

　　唐朝方面并不了解日本这些小心思，在唐朝方面的逻辑认识中这就是一次朝贡行为，那么按惯例到880年前后就该准备新的遣唐使派遣工作了，但876年前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波及大半个中国，到880年前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成了战场，一向善于投机取巧的日本像安史之乱时一样选择暂时观望。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打算和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彻底决裂的意向也越来越清晰，于是自真如亲王来唐后三十年左右大唐朝廷与州府再没见日本使节来华“朝贡”，唐朝廷和管理相关事务的地方官不是傻子、瞎子，自然注意到了这点，但因忙于国内的农民起义而无暇顾及此事。

　　大约在892~894年随着起义的日渐平息时任温州刺史的朱褒派人送信到日本要求日方遣使朝贡。在接连遭受安史之乱和农民起义的打击后唐朝出现了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朱诞、朱褒兄弟利用这样的时机割据温州，成为一方土皇帝。长期割据温州的朱氏家族对朝廷有很大的建议权和影响力，朱褒之所以会关注中日交通这一问题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营造敦促外国来朝的盛景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威望；其二朱褒治下的温州是唐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口岸贸易抽解所得是州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然行将就木，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打日本还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朱褒不是唐朝皇帝，但毕竟也是一方实力派，是能对大唐朝廷施加影响的，这令日本方面不敢轻视朱褒的来信。所以收到朱褒来信的日本朝廷当即决定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却明确加以反对。菅原道真的反对理由是大唐凋敝——这其实是菅原道真冠冕堂皇用来反对出使的理由，其实他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随着大唐帝国的凋敝，对遣唐使的招待也大不如前，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跨洋越海，结果却一无所获，这样的傻事怎能干？最奇葩的是菅原道真在给天皇的回复中居然特意写道：国之大事不独为身——此乃为国家大事考虑，不只是为了我菅原道真个人的身家性命，这倒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菅原道真的反对固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不过日本朝廷最终采纳他的意见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大唐帝国的日渐凋敝，日本自觉可以向大唐学习的地方越来越少。而两国之间发达的民间贸易完全能满足日本对“唐物”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通过朝贡贸易来获得。与此同时原本就对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始终没打心里认同的日本在经过长期效法大唐的改革后民族自尊心乃至自大心理日益膨胀——894年前后正是日本由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唐风文化向将大唐文明本土化的国风文化转型时期，这时的日本具有越来越强的本位意识，于是决心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传统的朝贡册封体系。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此前日本已先后派出过三次遣隋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使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属于这个阶段：

　　第一次：大使：犬上三田耜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时间：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第二次：大使：吉士长丹、高田根麻吕 来华时间：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 回日时间：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第三次：押使：高向玄理 大使：阿边麻吕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 回日时间：655年8月（齐明女皇元年八月）

　　第四次：大使：坂合部石布 副使：津守吉祥 来华时间：659年7月（齐明女皇五年七月） 回日时间：661年5月（齐明女皇七年五月）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团的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长安。

　　第二时期是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第五次：大使：守大石 副使：坂合部石积 来华时间：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 回日时间：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第六次：大使：河内鲸 来华时间：669年（天智天皇八年） 回日时间：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贺平高丽’。

　　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日本失败，撤回军队，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悰、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为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

　　这两次遣唐使除了显示实力外最主要是震慑，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局并不稳定，从661年7月齐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号中大兄皇子即位，这几年中日本‘群龙无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称制’的方式处理朝政。日本吃了败仗后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而唐朝为了震慑日本，才继派出使者郭务悰、刘德高来日。有些希望这次‘遣唐使船’走这条路线。

　　第三时期从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执节使：粟田真人 大使：坂合部大分 副使：巨势邑治 来华时间：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六月） 回日时间：704年7月（文武天皇庆云元年七月）

　　第八次：押使：多治比县守 大使：大伴山守 副使：藤原马养 来华时间：717年3月（元正女皇养老元年三月） 回日时间：718年10月（元正女皇养老二年十月）

　　第九次：大使：多治比广成 副使：中臣名代 来华时间：733年4月（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 回日时间：734年11月（圣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第十次：大使：藤原清河 副使：大伴古麻吕 副使：吉备真备 来华时间：752年（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四年润三月） 回日时间：753年12月（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这两期的特点是规模大，航线也和上期不同。

　　第四时期从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一次：大使：佐伯今毛人 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 来华时间：777年6月（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六月） 回日时间：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十月、十一月）

　　第十二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吕 副使：石川道益 来华时间：804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 回日时间：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六月）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来华时间：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 回日时间：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时唐朝正是安史之乱之后，内有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外有回纥、吐蕃等的入侵，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颓，而日本则是凡可汲取和借鉴的已大体输入完毕，贵族们也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经费，日本政府也深感财政日益无力支付，故于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决定。

　　遣唐使之所以被废止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以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而言要跨越中日之间的东海海域其实是需要历经千辛万苦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冒着性命之危的，遣唐使团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就是为了学习大唐的先进文明，然而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现象——一方面日本觉得大唐文明已然式微；另一方面各地的割据藩镇阻断交通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使团赴唐的难度；另外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日本已基本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遣唐使的废止意味着中日官方外交关系至此暂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唐朝的商人、僧侣赴日者不断增加，日本人来华也日益普遍。甚至在唐朝灭亡后日本依然和割据江南的吴越国保持着较为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北宋开国结束五代十国乱世后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礼遇。《宋史》云：“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于太平兴国寺，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先后向大唐帝国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其次数至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是史无前例。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至公元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一共十九次派出了遣唐使。

　　公元894年，日本又准备再次派遣唐使，已经任命了菅原道真为遣唐正使，但是因为他的死命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了遣唐使。

　　从公元630年至894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因故中止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这其中有一次仅抵达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一次是因为入唐使者久客未归而派出的迎接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正式遣唐使应该是十二批。

　　从日本派遣唐使的背景和目的上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公元630年—659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是为了日本当时对大唐的学习和外交双重政策。所派的遣唐使必须要学习唐朝的先进政治体制，用以帮助日本国内落后的政治体制，并仿照大唐帝国，在日本建立先进的中央集权体制。其次是与大唐相对立，来保护他们在朝鲜的既得利益，进而探查大唐帝国对朝鲜半岛的利益和态度。

　　公元665年—669年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日本因为其地理及经济落后等原因，日本国长期处于被东南亚诸国孤立的境地。在白江口大海战中惨败后，日本为了改变地理上孤立的现状和落后封闭的局面，也是为了改善他们与大唐帝国的不利状况，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连续两次派出遣唐使前往大唐，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修补在白江口之战中，日本与大唐帝国的之间的裂痕。

　　公元702年—752年为第三阶段

　　此时的大唐已经进入了鼎盛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及技术，都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正值盛唐时期。故此，为了将唐朝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资料带回日本岛国，促进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在这一阶段，日本先后派遣了四次遣唐使来中土大唐，用以全面广泛的借鉴吸收盛唐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历史可以证明，日本当时的奈良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繁荣的时期。

　　公元777年—838年为第四阶段

　　此时的唐朝日趋显出衰落的迹象，这一时期的日本遣唐使，在规模是并不弱于第三期，甚至在人数是还有所超过，但在精神是已是强弩之末。此时的唐朝正是“安史之乱”后，内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外有回鹘、吐蕃的入侵，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落。

　　而日本则是凡是可以吸取和借鉴的都以大体输入完毕，此时的日本贵族们也以丧失了在波涛之中，追求盛唐文化的热情和勇气，而且遣唐使的派遣也需要大量的经费，因此，日本政府深感在财政上日益无力付出，故于894年最终做出了停止遣唐使的决定。

　　日本派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光准备就需要两三年，其中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侣在大唐的各项费用等等。

　　因为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掌握季风的规律，大海之上的惊涛骇浪，随时会把使船裂为两截，几乎每次遣唐使在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是来去平安，所以，遣唐使虽是无尚的荣耀，但也有人因怕危险而畏缩不前。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是出类拔萃者。

　　在日本众多的遣唐使之中，第二阶段最为重要，也就是第五和第六遣唐使，这两次的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却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的遣唐使。皆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日军惨败，被迫从朝鲜半岛撤回了军队，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

　　故而连忙派出第五次、第六次遣唐使，主要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白江口一役，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白江口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在此后的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日本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

　　白江口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余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的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日本在朝鲜遭到惨败后，深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进攻日本，自己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所以，日本连连派出"遣唐使"赴华，对大唐天子毕恭毕敬。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大唐白江口一战扬名，东亚地区重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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